中国古代的铁血专制造成极端压抑极端危险的生存状态，老百姓在享乐方面总是谨小慎微，显得不够积极，甚至十分被动，因为他们认定享乐比受苦更考验一个人的品德，更摧残一个人的意志。韩愈的《进学解》中即有这样的名言：“与其有誉于前，孰若无毁于其后？与其有乐于身，孰若无忧于其心？”这种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的心理，正反映了中国士大夫在精神上很不爽朗很不舒畅的那一面。大诗人李白在长安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，忍不下帮闲的窝囊气，便惟有仰天大笑出门去，回返大自然的怀抱。在人生的天平上，一边放着富贵功名，一边放着自由快乐，这是一道令人左右为难的选择题，最终李白选择了自由快乐。中国古代的文人，像李白这样豪放任性的只是凤毛麟角，更多的人则是在避亦难退亦难的窘况下踌躇不决，内心无所适从。
　　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对那位承认自己“寡人好色”的梁惠王讲了一番“独乐乐”、“与人乐乐”和“与民乐乐”的大道理，可惜言者谆谆，听者藐藐。一个人独自快乐，当然比不上与人分享，世间的其他东西都是由分享而变小，惟独快乐是由分享而变大，你用快乐感染了别人，别人又用快乐反过来感染你，一份变成两份，两份变成四份，四份变成十六份。那些关起门来偷着乐的人不仅自私，也很不明智，他们抽掉了快乐的最大值，只取其最小值，将一张大额支票变成了一枚镍币。
　　台湾女作家三毛曾引用著名记者波拜的话说：“我要把一生痛痛快快地玩掉。”有一次，记者采访她，问及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，她开出的“处方”中有一条便是“把快乐当作传染病”。她说：“我们不要把不快乐的气氛带给人家，而要把快乐当作传染病，把快乐带给人家，这是人际关系最基本的要求。”当有位朋友感叹世路多艰，人心太冷时，她不以为然地批评道：“哪里？你不会先笑啊？还好意思怪人家！”三毛说得不错，主动把快乐扩散开去，绝对是既造福于己，又造福于人。
　　孟子列举过人生的三大快乐：“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一乐也；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地，二乐也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乐也。”儒家的处世精神在此表露无遗，孝悌两全当然是一大快乐，无愧于天地良心当然也是一大快乐，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便可以桃李成蹊，传承不绝，功在当代，泽被后世，当然更是难得的大快乐。由此可见，大快乐既是多方投入，也是多方产出的。
　　快乐是人生至宝，是人之为人活着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所在。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，快乐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，任何追欢逐乐的游戏若玩得过火，都会滑向危险的边缘，历史上乐极生悲的例子可谓俯拾即是，周幽王烽火戏诸侯，晋朝大臣石崇向天下炫富，一个亡国，一个杀身，教训不可谓不惨重。
清人张潮的《幽梦影》是一本教人追求快乐闲适的书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阅《水浒传》至鲁达打镇关西、武松打虎，因思人生必有一件极快意事，方不枉在世一场。” 对于常人来说，一生之中能有一件扬眉吐气的“极快意事”，确实不错。若只有一些小小的快乐密密地串接在一起，也足慰平生，不枉来人世奔走一遭。